整成一锅心灵鸡汤,危害极大。

如今说起国学,无论是几乎被误当成“国学”代名词的儒学,还是其他诸子百家,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。可悲的是,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,中国哲学的思维体系始终没有太大的突破,甚至越发局限。尤其是宋朝以后,中华文明饱受摧残,蛮族出身的元朝只有破坏没有建设,满清的统治更使得奴性根深蒂固,甚至流毒至今。看看如今的辫子戏就知道了,有些奴性爆棚的人们,巴不得君王“向天再借五百年”,浑不顾清代文字狱的残虐,磕头自称“奴才”的耻辱。

有学者称“崖山之后无中国,明朝之后无华夏”,这种说法从文化角度而言着实不虚。满清以蛮夷身份进入中原,面临着极大统治压力,也有着极度的自卑,并因这种自卑引发出暴戾之气。因此,他们极为痛恨独立思想的存在,痛恨风骨,于是大兴文字狱。至于有些今世奴才津津乐道的《四库全书》,更是暴露了满清人的自卑,他们以集中典籍的名义,大肆销毁有思想的著作,“禁书”之多,空前而不绝后,而且入选《四库全书》的大量典籍都曾被篡改,此举意在摧毁中华文明的精华。文字狱和《四库全书》的“选择性总结”,实则就是发生于清代的“破四旧试用版”,目的与用心就在于钳制思想,批量制造顺民,以维护自身统治。

整个清代,唯一可圈可点的时期反而是晚清预备立宪那几年,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,在自身统治濒临失控的局面下,满清皇族试图自救,亦涌现出了一批能臣干吏,社会风气较以往显著开明,虽然最终因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而积重难返,但却是整个清朝相对最为开放的时期。至于后人阿谀的“康乾盛世”,近年来早已被有识之士揭开画皮,好大喜功的皇帝,穷兵黩武的政策,对思想的钳制,严苛的统治,都在此时期达到高峰,加上愚昧自大的排外和封闭,都直接影响了清朝之后的走势。

这种“奴性”的渗透,在如今的“国学热”中更加突出——在民主、公平等意识本应深入人心、成为常识的今天,这种渗透显得不可思议,但却真实存在。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,就是《弟子规》成为所谓的国学经典并大行其道,而真正的国学经典却被弃之一旁。

《弟子规》是当下各种少年国学班中必读的“经典”,但这个清代版行为规范真的那么有价值吗?在这本书中,并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,只有规定一个人应该做什么,应该怎样做。而且其中又有大量的糟粕,比如“亲有疾,药先尝”这种有违科学的说法。这种流水线式的道德规范,不但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,甚至和儒家思想本身也格格不入,可算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在我的朋友中,不乏“新儒家”中的精英,他们也许思维上有一些局限,或者过于推崇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,但不可否认,他们对儒家学说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。并非巧合的是,他们恰恰都是极力反对《弟子规》的人,二者之间的巨大冲突可见一斑。

其实,《弟子规》推出的背景很值得探究,它恰恰诞生于封建社会中奴性最深、对人性摧残最烈,甚至使得中华民族险些沦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清代。也正因此,在《弟子规》中,只有“规”字,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思维。也恰恰是因为理性的缺乏,如今的《弟子规》信徒也有邪教倾向,具有一窝蜂和极端化等特质。

像“号泣随,挞无怨”这样的糟粕,完全与健康人格相逆,毫无独立意识可言。曾有“国学大师”称,企业家们听《弟子规》,最喜欢“父母呼,应勿缓。父母命,行勿懒。父母教,须敬听。父母责,须顺承”,说白了就是教错了,你还得感激,骂错了,你还得顺着。这种依附关系,在企业家看来最适合他们的企业文化,老板说啥,员工听着就行。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可笑的,你给员工发工资,就成了员工的父母吗?更何况,即使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,也应有起码的是非对错准则,而不是简单的“须敬听”、“须顺从”。曾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说,中国式父母往往会陷入一个怪圈:他们极为重视自己的权威,所以重视面子,但他们并不明白的是,作为父母,权威应来自于讲道理明是非,有错就认,以身作则,如果端长辈架子或者找各种理由不认错,反而只会失去权威。

五四时期的变革,曾经使中国收获一批开明的父母。那个时代的真正精英,大多有留美经历,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往往也有成就。但后来的戛然而止,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积攒的暴戾之气,又将社会打为原形,甚至更为糟糕。而也恰恰是因为这种糟糕的社会局面,许多人又将希望寄托于在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中被砸得稀巴烂的国学。可悲的是,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怪圈:大量中国式父母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,首先选择的不是审视自身,而是希望重拾“国学”,让孩子乖乖听话,但他们理解的“国学”却是彻头彻尾的伪国学,也就是《弟子规》里的这一套。

从《弟子规》的流行上,我们可以看到其拥趸的特质: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真正的国学修养,对国学的实质一无所知(否则也不会选择《弟子规》这样的糟粕),或者以儒家(而且多半是“伪儒家”)代替整个国学。《弟子规》乃至国学,在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武器。父母希望孩子听话顺从,老板希望员工“勇于奉献”,至于独立思考,那简直是要不得的东西。当然,谁都会在口头上鼓励别人独立思考,但这种思考必须要得出与他们相一致的答案,若与他们不一致,那就成了罪过。这种单方面的霸权,实则就是传统社会中最大的糟粕,也是最该摒弃的东西,若用于国家层面,就成了愚民政策。

关于《弟子规》等糟粕的本质,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早已将之揭穿。其实我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摒弃传统的做法始终持保留意见,因为那同样是一种极端化思维,但他们对《弟子规》的抨击是极其到位的。所谓“规”,无非是有人想做主子,于是劝别人做奴隶,仅此而已。

另一个典型例子是“二十四孝”故事的死灰复燃。“孝”本身理所应当,尊重父母、赡养父母都是子女基本义务,但古时所说的“孝”却并非这么简单。五四时期,知识分子们纷纷批判封建孝道,并非是他们离经叛道,而是因为旧时的“孝”还带有绝对服从的意思,抹杀独立精神,有违基本人性。

“二十四孝”故事中,就有大量违背人性,甚至极度丑恶变态的成分。比如郭巨“埋儿奉母”,因其家贫,认为养儿子会影响母亲的生活,于是决定埋掉儿子,节省粮食供养母亲,结果在挖坑埋儿时发现一坛天赐黄金,就此过上了幸福生活。又如董永“卖身葬父”,其父亡故,又因家贫,只能卖身为奴,换取丧葬费用,后得仙女帮助。再如王祥“卧冰求鲤”,他早年丧母,继母对他极差,但当继母患病,想在大冬天吃活鲤鱼时,他解开衣服躺在冰上,冰突然裂开,跳出两条鲤鱼。

这些故事的基本套路是:主人公日子窘迫,但孝感动天,于是上天帮忙,赏赐金银珠宝加仙女,潜台词就是只要你有孝心,就一定有好报。

五四时期,“二十四孝”曾因违背人性(比如埋儿葬母这种凶残的价值观)而遭批判,这是因为“二十四孝”与奴性的内在联系。这些故事当年之所以诞生,就是统治者愚民手段的一部分,提倡“至孝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庭和谐,而是为了“至忠”,人不能有独立人格,在家依附于父母,在外依附于君主。鲁迅曾揶揄道:“二十四孝都是孝的极端,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,才知道‘孝’有如此之难,对于先前痴心妄想,想做孝子的计划,完全绝望了。”可眼下,这些糟粕却死灰复燃,有些地方甚至做成浮雕,供人瞻观。有人曾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,要吸收“二十四孝”里的好东西,但我们对价值观的要求不能如此之低。“孝”是人类的基本美德,我们有无数的例子或故事可以用来宣扬真正的孝道,何须“埋儿奉母”这种扭曲价值观?

在《复归的素人》这本反思之书中,有这样一段话:“奴性是人类的一种耻辱,同时也是一种不幸,是与理想的人性截然相反的。要从奴性复归人性,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。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,不妨自己身体力行,先做起来,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。”

摆脱奴性,其实与真正的国学并不相悖。国学的本质其实就是打造精英,比如中庸之道所隐含的“制衡”理念,又比如风骨,其实都是精英必备的气质。清朝以来,乃至当代的伪国学,将国学变成了制造低眉顺眼听话奴才的工具,实在是可悲又可笑。

伪国学与心灵鸡汤的合流

伪国学与心灵鸡汤的合流,基于“提倡奴性”这一社会整体需要,说是“一盘很大的棋”并不为过。

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灵鸡汤持反感的态度,这些充斥于网上的煽情文字,大量鼓吹所谓的“正能量”,却越发邪教化。它们看似很有道理,亦温情脉脉,但大多毫无逻辑,经不起任何推敲。而近两三代国人普遍的逻辑缺失,恰恰可以说是社会充满暴戾之气、欠缺理性沟通的重要原因。拿转发率极高、颇具鸡汤代表性的“你是一切的根源”一文为例,这篇文章很是煽情,看起来也貌似有理,但实际毫无逻辑可言。其主旨是“你变了,一切就都变了。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。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。你是阳光,你的世界充满阳光;你是爱,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;你是快乐,你就是在笑声里。你每天抱怨、挑剔、指责、怨恨,你就生活在地狱里。”

其实这段话的另一个版本早年就曾流行过,叫做“你心里是什么,眼里就是什么”。这句话一般用于吵架,“什么?你说我不好?那是你心理阴暗!”简直就是耍赖大杀器。

用“阳光”与“爱”之类的名词抹杀是非观念,是鸡汤文最常用的手段,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不堪一击。因为,一个人再充满阳光,这个世界的阴暗一面仍然存在。即使不抱怨、不挑剔、不指责、不怨恨,也不代表中国的孩子就能喝上放心的国产奶粉,反而是挑剔和指责,才会督促这个社会变得更好。因为挑剔和指责并不等于胡搅蛮缠,面对任何事情,我们都应先辨是非,有理有据的挑剔和指责,是社会进步之源。

心灵鸡汤的一个可怕之处,在于它往往会成为沟通中最常使用的借口,被鸡汤拥趸用于劝诫他人。如果留心日常生活,我们就会发现,无论是在工作交流中,还是在家庭沟通中,乃至网络对话中,心灵鸡汤式的借口都是极其普遍性的存在,甚至很多拥有高学历的群体,在逻辑思维上也极度欠缺,很容易以鸡汤式语言进行对话。所以,我们通常都只会听到“你心态不好”,“你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”,“你是一切的根源”,却很难听到鸡汤拥趸主动表示“我心态不好”,“我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”,更加不可能听到他们说“我才是一切的根源”。换言之,鸡汤思维总是用来瞄准别人,很少真正用于自己。其实,被劝诫者只需一句反问就可以让鸡汤拥趸哑口无言:“我是一切的根源,你怎么就不是呢?我不满意是因为心态不好,你为何又能对我不满意又能心态好呢?”

更可怕的是,国学的心灵鸡汤化也极为严重。其实,相比西方哲学,中国哲学在思维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,从诸子百家开始就看重经验感悟,以结论立文,往往忽视论证过程,感性大于理性,抒发情感多于逻辑思考。这种缺陷本身就是容易流于鸡汤化的基础,如果有人有意断章取义,后果就更是严重。

比如《论语》中的“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鲜矣;不好犯上,而好作乱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”,意思就是讲孝道的人不会犯上,孝为仁之本。这话看起来很有道理,孝也是理所应当的,但“孝”与“仁”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,反例一抓一大把。比如前几年看过一个新闻,一个家贫的大孝子因母亲生活无着,铤而走险,杀人劫财,他的孝与仁毫不沾边。又比如说,贪官不仁,暴力执法的酷吏不仁,但他们在家未必不是孝子。其实,这段话的主旨根本不在孝,也不在仁,而在于“不好犯上”,也就是让你好好服从,不服从就是不仁,不管这个“上”是暴君、贪官、酷吏还是专制家长,反正你得听话。这种与现代意识完全相悖的东西,经某些“国学大师”断章取义后无限放大,整成一锅心灵鸡汤,危害极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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