似乎认为妓女比处女更脆弱,更高尚。

“和性工作者进行无保护性行为,感染HIV的概率更大”,这句话是一个客观的流行病学判断,还是一个道德判断?“性工作者,从整体上看,违法概率更高”,这句话是一个事实判断,还是一个道德歧视?

这些问题,内心不难给出答案,但在“弱者高尚”的舆论氛围中,却又很难公开回答。最近诸多涉及性工作者的社会事件中,有些人就认为,性工作者“伤痕累累的心更不耐磨”,似乎认为妓女比处女更脆弱,更高尚。

“妓女高尚”的论调,往往是通过观察一些特定场景,比如义工组织的活动,从而得到结论。不过,不深入的观察往往得到不全面的判断,比如李婉仪一案,她在性交易前先收五百元,之后,鸨母电话中恐吓嫖客,李再用玻璃瓶打伤对方,并自行在客人银包内取走应得“肉金”。这当然不意味作奸犯科的警察无罪,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。

本质上,以这些特定场景对妓女的道德评价做出颠覆性的结论,可以看做一个审美上的“逆向破译”。对于少数急需道德营养、需要正能量的人而言,这种“道德破译”推翻几千年社会沉淀下来的判断,得到极度反差的结论,既满足了他们通过这种破译取得智力升华的感觉,又能尝到道德刺激下的内啡肽快感。

在这种道德破译之后,“我纹身、抽烟、喝酒、说脏话,但我知道我是好姑娘”的逻辑,反过来藐视世人,形成对普通人的道德压制。不过,世人虽没有道德优势扔出石头,可耶稣也没说过,妓女有道德优势向世人扔出石头。

其实,道德高帽并不那么好戴,反而非常危险,道德赞誉从来都暗伴道德要求与道德绑架。因为道德高帽在逻辑上必然迎来一个递推:既然高尚、既然是迫于环境,那么,当“人民取代了剥削阶级”,她们就应该诚实劳动。这在逻辑上是非常连贯与自洽的。

在中国历史上,正是那些不断从正能量中汲取道德快感的人,有“勇气”去开拓一个“人间的天堂”。但是,这个人间天堂,却注定没有性工作者的位置。某种程度上看,那些帮助她们、为她们煽情呼吁,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改造她们,当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的时候,温情脉脉的道德赞誉随时可以变为道德绑架,进而变成凶残的强制。

太阳之下无新事,只是人们太善于遗忘。所谓性工作者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,无非就是阶级兄妹的说法换了个马甲。60年前,神州大地上的妓女改造,同样充满道德感召,“解救三座大山压榨下的阶级姐妹于水深火热”,甚至比今天这些抬高性工作者的说法更具道德感召,但是,历史已经告诉我们,这个解救,准确的说是改造的过程是何等的残酷。

如果我们抛弃这种道德上不切实际的高帽,承认人类品质中的懒惰、好逸恶劳,承认不仅仅是为了温饱,而是为了更多更高的消费,承认这个群体在整体上并不具备道德优势,之后,才能进而承认这一切皆出于人类本身的天然缺陷,然后最终承认:“但是,她们有权利这样做”。这才是公共政策的正常逻辑。所以,妓女不需要高尚,她们需要的是权利。

以基本权利而非道德为基础的这种折中逻辑转折,使这个逻辑过程形成了“一个平衡”——恶与权利达成均衡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平衡能够保持稳定,不随外界坏境——比如“剥削消失、人民当家作主”而消失。因为相比外界环境,恶与权利都是人类社会中稳定的东西。只有在这样的平衡上,社会才能建立起应有的、持续的包容,并且,更重要的是,止步于包容,无需给她们戴上一个道德高帽,也就当然不意味着本文开头那些事实判断应该成为禁忌。

我们身处其中的真实世界,并不那么容易激起道德快感,它常常让人感到无力、沮丧,然后,会生出对自发秩序的敬畏。在这之后,才会出现“性交易合法化”,“在监控下的毒品合法替代”,“免费供应安全套,干净的针管”等客观的、折中的、世故的,但最终却有更好效果,帮到更多人的措施。这些措施,是一种让步,是一种沮丧,是一种无能为力之后的敬畏,更是一种洞察世事的慈悲。

作为我个人,我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太多的道德营养。灰色的万千世相让人成长,洞察世事或许让人生出几分凉薄的感觉,但是,比起革命的热情,逻辑与理性之下的凉薄是更大的慈悲。

如果我们脱离开具体的议题,来观察社会观念的土壤。也许是因为社会富裕,也许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社会主义试炼,香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不自洽:一边反强权,一边拥抱社会主义——从奶粉限购,质问大陆妇女的肚子,到煽情地给妓女戴上道德高帽。其实,从来如此,不管东方西方,左派知识分子的幼稚病都是这样。1955年西蒙·波伏娃访问中国后,就盛赞中国领导人都是诗人和学者。

但是,真的想好了吗?要知道,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,从来都是幼稚的热诚铺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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